从“天下大同”到人类命运共同体

2018-03-30 10:16 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
2018-03-30 10:16:26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:责任编辑:秦超

  作者: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刘占虎

  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是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,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,如今又写入了宪法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,“中国愿与各国一道,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!”

  从“天下大同”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,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对和谐世界和美好生活的自觉建构,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,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深度思考,和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前瞻性规划。在全球化时代,探析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图式,可为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。

  “天下”在“共存”意义上是开放而非封闭的,在“共荣”意义上是发展而非凝固的,在“共赢”意义上是包容而非排他的

  “天下”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知识体认和意义表达,是表征地理空间、文化心理、秩序理念的有机体。

  “天下”首先作为一个地理词汇,是指天空下的一切存在物。它作为先哲对客观世界的感性体验和直观想象,既指“天圆地方”的空间场域,又将“天圆地方”作为天下秩序的基本框架,即“天人一体”的空间秩序。因为有“人”的参与而贯通“域”中“四大”——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亦大,形成涵盖自然界与人化自然在内的所有“世界”。“人居其一焉”,是因为赋予天地以人的意志和情感,并通过“天人感应”来建构生活世界的意义合法性。由此引申来的“中国”概念,同样兼具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,即通过对“中原之国”的形象感知,以“中道”思维建构起“大一统”的邦国秩序。与“中国”概念一样,“天下”在“共存”意义上是开放而非封闭的,在“共荣”意义上是发展而非凝固的,在“共赢”意义上是包容而非排他的。它作为人与万物共在的场域,既是与四方合一的物理空间,也是人文与地理相交汇的意义空间。

  “天下”具有本体意义的统领性,构成“天人一体”的价值基础。古人以天道作为人道的法则,“天下”因此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统领性。“天人一体”既是“以人观天”与“以天观人”的双向认知,又是从“观乎天文”到“观乎人文”的双向建构。“观乎天文”的“自然主义”最终落实到“观乎人文”的“人本主义”之上。“天下”因此而意指居于天地场域间的“所有人”,是“家”与“国”一体意义上的“天下国家”。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。“家”是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“亲亲”组织,是血缘性的自组织秩序。“国”是基于“家”的血缘关系延展和扩充后形成的泛家族组织,是宗法性的群体性秩序。家族是按照血缘和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基本单元,国家是家族的扩展和聚合,而“天下”是经由“家”——“国”的无限扩充而构成的共同体,是由“天道”所灌注的“文化和制度的世界”。正是基于“天下”的意义支撑,形成“家国同构”的秩序理念和“修齐治平”的建构理路。

  “天下”基于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有机性而具有秩序统一性。“天下”具有终极关怀和最高目的的意义统一性。《易经》曰:“刚柔交错,天文也。文明以止,人文也。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。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在这里,“观乎天文”在于“观乎人文”,止于“以化成天下”。“天下”是秩序的总依据,作为世界的制度结构就具有了相应的合法性。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,是多维度对象化关系的社会存在物。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敞显和确证其本质力量,也只有在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有机性上来建构天下秩序的统一性。基于这一逻辑的“天下观”,在国家关系上体现为“协和万邦”的国际观,在社会关系上体现为“和而不同”的社会观,在人际关系上体现为“仁心和善”的道德观。“天下”由此作为对世界的知识体认和意义表达,在本体上形成一个“天人一体”的秩序理念,旨在建构以“意义”统领“秩序”的人类社会有机体。

  “天下大同”理想,秉持“和而不同,允执厥中”的中道思维,彰显“以和为贵,有容乃大”的共存格局,追求“万邦和谐,万国咸宁”的共赢理念

  人之为人,成于“能群”,基于“秩序”,在于“意义”。先哲荀子在《荀子·利论》中阐释了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起源论:“礼起于何也?曰: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;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不争。争则乱,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分之,以养人之欲,给人以求。使欲不必穷乎物,物必不屈于欲,两者相持长,是礼之所起也。”跳出“争则乱,乱则穷”的利益冲突和秩序怪圈,就不得不回到人的现实性上,在利益诉求与秩序保障之间建构起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。

  一是效法天地“能量变换”规律,提出“恒产恒心论”的物质文明观。人生而有欲,是社会再生产的原动力,是共建共享社会财富的直接目的。孟子的“恒产恒心论”,实现饱食暖衣,就是解决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。在人类历史长河中,人们所奋斗的往往与其利益诉求有关,利益纷争往往源自“寡”与“不均”。在“天然的共同体”中,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而无法提供充裕的物质财富。社会财富的“寡”与“不均”,往往激起历史的沉渣和蒙昧,进而导向“虚幻的共同体”。经历了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,普遍的交换关系激活和保存了生产力,促进物质文明繁荣发展。在“天然的共同体”到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质性跃升中,人们逐步掌握了支配“物”的权力,进而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[责任编辑:秦超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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