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《春秋》为“经”的意义

2018-03-30 10:45 来源:中国青年报 
2018-03-30 10:45:11来源:中国青年报作者:责任编辑:秦超

  作者: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胡丹

  尽管《春秋》是孔子“作”还是“修”,还有许多争论,但《春秋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,可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源头,却是无疑义的。可有意思的是,孔子是思想家、教育家,却从来没人说他是“史学家”;《春秋》是史,更是经,其作为经的地位远大于史。那么《春秋》为“经”,到底给中国传统史学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呢?

  一、“史义”的发端

  人是历史的匆匆过客,史书留名,则成为一种形式的永生。古往今来的“大人君子”都很在乎身后之名,愿将自己的姓氏与行事刻写于金石典籍之上。青史留名,是“肉食者”的特权,而史上之名如何,也成为对公共利益负有重大责任者(如君主)进行鞭励的一种精神手段。

  这在中外并无二致。在古罗马,当一位大人物故去后,通过法律手段,将其从集体记忆中抹去,甚至构成一种刑罚,叫作“记忆抹杀之刑”;而遭刑者——多数是罗马皇帝——的名字及其生前勋业,被从神庙、纪念碑和官方记录中系统删除,不啻于来自身后的诅咒,故记忆抹杀之刑又称“除忆诅咒”。

  相比简单粗暴的“抹杀”,古代中国人更加重视“实录”。春秋时晋国太史董狐,直书权臣“赵盾弑其君”,孔子就称赞说:“董狐,古之良史也,书法不隐。”(事见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)

  史家所讲的“书法”,就是历史如何被记录的问题。“史实”本身是客观存在,然而真实的历史(“客观真实”)没法原样复制重现,当它以某种介质的形式被记录下来,并进行传播时,却是主观性极强的意识活动,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引。历史著作(包括编年、传记、传说、故事等)可能与史实本身相去甚远,或被赋予了新义;这种经过删选、再造之后呈现的“真实”,传播学上称为“媒介真实”。现代史学认为,历史是被不断构建甚至是“创造”的。作为中国最早一位确知姓名的“记史者”,董狐恰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  当人们众口一词地赞美董狐“不隐”的良史之德与勇气时,竟然忽略了,董狐唯一可知的一次记史活动,却非实录——弑君者并非赵盾!赵盾责问他,弑君者不是我,你为何写我弑君?董狐说,作为执政大臣,你没有及时讨贼,这口锅就该由你来背——他还将不实的记载“示于朝”。

  董狐以堂堂之“义”歪曲了史实,违背了“实录”与“信”的基本原则。显然,孔子以“良史”之冠加诸董狐,本不在表彰“董史”真实可信,而在董狐知“义”,敢于化史笔为挞伐上位者之鞭,发扬了历史的惩劝功能。

  孔子在自己的撰述实践中,将此义作了更大的发挥,形成了影响巨大的“一字褒贬”和“微言大义”,为中国传统史学立下了新的范式,影响至为深远。

  二、《春秋》是讲“理”的书

  《春秋》是“五经”中唯一一部史书。孔子曾说,“托之空言,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,故作《春秋》。史籍是记事之书,当善序事理,不可过惜文字,然而《春秋》最为显明的特点,却是文字异常简晦,而且“文义隐约,褒贬难明,不能使人速晓其意”。这可能是春秋时各国史书的共同特点,好比董狐既然强记“赵盾弑其君”,晋史必无详细的附注与说明,否则“赵盾弑君说”就立不住脚了。在这个意义上,史书记事太详,可能有违于“义”(或使义露出破绽),反而史事晦涩不明,有利于论说的展开。

 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,孔子不是史官,他怎么会,或说有什么资格去做“删订”国史的工作?孔子主张“正名”,由他来修史,颇有越礼之迹。多条记载表明,当时鲁国国史是可供借阅的。孔子可能出于讲学的需要,将鲁史(就叫《春秋》,“春秋”也是先秦史书的普遍用名)加以删节,编成一本“极简”的历史教学大纲。孔氏《春秋》愈发简约,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,区区万八千字就写过了,要者,在孔子授课时作“举一反三”的阐发。《春秋》散乱破碎的历史,不过是供孔子编缀“义理”的布头罢了。

[责任编辑:秦超]

手机光明网

光明网版权所有

光明日报社概况 | 关于光明网 | 报网动态 | 联系我们 | 法律声明 | 光明员工 | 光明网邮箱 | 网站地图

光明网版权所有